2023年，中国经济开局稳中向好。

一季度多项经济数据表现印证了这一点：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9.89万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4.8%。货物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为5.65万亿元和4.24万亿元，分别同比增长8.4%、0.2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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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融资规模保持增长。截至3月末，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59.02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0%。一季度，社融规模增量累计14.53万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多2.47万亿元。其中，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.7万亿元，同比多增2.36万亿元。

“当前中国经济复苏得益于两方面。”钟正生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指出，一方面，基建投资支持力度大、房地产投资拖累减弱，提振了建筑业及产业链上游的工业需求。另一方面，服务业需求在疫情防控政策优化、数字经济热潮的带动下，获得较快恢复。

钟正生从事宏观经济和金融研究多年，曾任职中国人民银行。2010年后，他先后任职光大证券、国信证券，从事宏观经济研究，曾获2015年新财富最佳宏观分析师。钟正生曾在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公司担任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，现为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、研究所所长。此外，他还在中国财政学会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担任理事，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研究员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博智经济社会研究所学术委员。

中国经济加快复苏，也同样面临挑战。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大。外需放缓，如何继续提振内需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对于今年中国实现GDP增速5%的目标，钟正生态度较为乐观。据央行数据，今年一季度，中国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33.8%，环比提升10.3个百分点；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40.2%，环比22.8个百分点。

“这些预期的相对变化更多体现了中国经济环比修复的势头。”他预判，二季度服务业的需求将处于持续修复通道。随着居民收入及信心的逐步改善，叠加五一黄金周和端午假期的影响，2023年二季度以旅游为代表的线下服务消费恢复可能更进一步。

不过，钟正生也指出，政策端仍有必要，多措并举，继续发力改善民营企业、外资企业和居民的预期，提振市场信心。

图源：受访者提供

“政策有必要继续着力于改善预期”

时代周报：多家机构预测，中国一季度GDP增速在4%左右。你认同这一判断么？中国经济复苏的基础牢固吗？

钟正生：我们预计，中国一季度GDP增速略高于4%，高于2022年三季度的3.9%和四季度的2.9%。这体现了中国经济的环比超季节性复苏，但同比略低于5%-5.5%的潜在增速水平。但终端需求修复“冷热不均”，存在出口承压、居民大件耐用品消费需求偏弱等隐忧。

除去稳增长政策的带动、疫情防控调整后的短期效应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。这表现为中下游制造业生产恢复不够快，盈利下滑、库存有所累积等有可能制约投资扩产的后劲。居民大件耐用品消费偏弱，年初以来限额以上汽车、通讯器材、家电音像销售额均同比收缩。

时代周报：你此前提出，政策有必要继续着力于改善预期。政策端有哪些具体措施可进一步改善预期？

钟正生：是的，我们还要继续改善各界预期，提振市场信心。

首先，对于民营企业，尽快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并广泛宣传，发挥平台经济的“风向标”作用，让民营企业产生政策稳定的预期，进而在这一稳定预期下做出决策。

其次，对于外资企业，部署“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”，包括扩大市场准入、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、积极推动加入高标准经贸协定和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等，。

另外，对于居民，重点是提振消费意愿，推动“超额储蓄”向消费转化，可以向特定群体发放较大规模的消费券，加大对家电、汽车、旅游等消费的政策支持力度等。

时代周报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有多大潜力可以挖掘？

钟正生：货币政策方面，支持实体经济的优先级，从高到低依次是结构性再贷款、降准、降息。

财政政策可以期待的有三个方面举措：首先，强化就业、教育、医疗、社保、住房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等基本公共服务；其次，更广泛地使用“贴息工具”；另外，广义财政继续发力。

时代周报：据政府工作报告，今年财政赤字率拟按3%安排，比上年增加0.2个百分点。从赤字率来看，我国今年实施了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。

钟正生：今年财政政策目标较去年有所扩张，狭义赤字规模和新增专项债额度均创下历史新高。

财政赤字调升基于两方面考量。一方面，正如二十届二中全会公报所言，“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，各种超预期因素随时可能发生”，有必要通过提高广义财政赤字增强政策的应对空间。另一方面，2023年可用于平衡公共财政预算、补充政府性基金预算的资金减少。

“给中低收入群体发钱，要考虑多方面因素”

时代周报：今年着力扩大内需，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。你之前提出新市民是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群体。哪些措施能更大程度刺激他们的私人消费？

钟正生：我们认为，改善新市民消费意愿，刺激私人消费有三大着力点，即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投入、提升金融服务水平、助力解决住房问题。

其中，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投入，有助于提高新市民的归属感，减缓后顾之忧，继而释放置业和消费等需求。金融服务新市民还有很大提升空间，由于监管考核和内部风控等原因，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信用资质相对较弱的新市民发放贷款的意愿不足。

另外，新市民的住房需求有较大改善空间，但当前主要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较高，增加了新市民的购房难度。

时代周报：对于刺激消费，有专家提出更直接的建议——给中低收入群体发钱。这一措施是否在部分地区具备可实行性？

钟正生：给中低收入群体发钱，要考虑多方面因素。例如，地方政府财力能否支撑、发钱和发消费券如何权衡、如何发钱效果更佳等。

相对于消费券的杠杆效应而言，直接发钱对居民消费的转换率可能有限，刺激消费效果可能更弱。如果给中低收入群体发放一次性或短期补贴，居民大概率将其视为暂时性或不稳定的收入。从永久收入假说看，居民可能会用于储蓄或偿还债务，对消费的提振作用相对有限。

对中低收入群体消费的补贴有必要性，但资金来源、政策设计均存在一定难度。可以考虑结合社会保障、税收优惠等政策，采用现金、电子红包、消费券等形式，适应不同类型的消费需求和习惯，给予居民更多的选择空间。

时代周报：房地产市场受挫、汽车消费走弱，其他领域消费也尚未完全恢复到疫情前水平。从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角度看，哪些领域更易释放巨大消费潜力？

钟正生：首先是旅游、娱乐、餐饮等线下接触性服务消费。之前因客观因素限制了接触性服务消费的场景，居民服务消费存在自然修复的基础；若加以定向的政策支持，亦有释放过去三年积压需求、促进服务消费报复性反弹的可能性。

另外，还有直播电商、即时零售等互联网消费新业态。疫情期间，网络消费新业态发展迅猛，增加了消费场景和品类的多样性。通过短视频直播消费的用户比例，较通过传统电商平台消费的用户比例高出两成。

时代周报：房地产支柱产业地位不变。不过，居民加杠杆意愿并不强烈。在释放有效需求、引导正向预期方面，你有何建言？

钟正生：一方面，通过有条件“赎买”等方式，稳定房地产市场。地方政府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，加大对问题楼盘项目的购买，在改善房企现金流同时，也推动了“保交楼”工作，还有助于稳定房地产价格、发展租赁住房。

另一方面，提供购房补贴、减免相关税费，减轻居民购房负担。税费方面，契税、印花税、增值税的减免可由地方推广至全国层面，个人所得税也可增加住房购买、装修翻修、住房消费相关的专项扣除项目。

图源：受访者提供

“中小银行资产集中度虽高，但行业风险可控”

时代周报：硅谷银行事件波及广泛，再次引发公众重新审视区域中小银行的监管。国内有不少中小银行的资产行业集中度较高，行业风险是否有可能转变为银行风险？

钟正生：我国中小银行资产集中度虽高，但行业风险较为可控。

目前，我国中小银行的对公贷款投向集中在基建、制造业、房地产业等，不良压力主要集中在基建和房地产业。而这两个行业受到严格监管，出现大范围信用风险的概率较小。

另外，相比硅谷银行的主要客户群体科创行业，基建和地产的投贷模式更加成熟稳健。银行可以根据项目进度和测算的融资缺口实时发放贷款，并不是贷款一次性全部投入，投放和使用的进度均受到监管，贷款投向基本是跟着政策走，基本不存在行业整体过度投放的情况。

时代周报：在科创风投方面，硅谷银行扮演了重要角色。科创是硬核，需要资金支持，但发展前景有不确定性。如何平衡两者关系？

钟正生：硅谷银行倒闭有一定偶然性，因其客源单一，且大部分存单为额度超过25万美元的FDIC保险额度，放大了客户挤兑带来的冲击。

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明硅谷银行的商业模式是失败的。相反，商业银行如何适应科创企业成长规律，如何解决收益和风险的匹配问题，硅谷银行的商业模式仍有很多可鉴之处。例如筛选有大型风投机构背书的客户、密切监控企业的资金流向与利用状况、接受专利技术作为抵押担保等。

另外，这体现出发展直接融资的重要性。间接融资模式与高科技企业的高风险、高成长性之间有本质矛盾。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，其“风险共担、利益共享”的特点，更能够匹配高科技企业对于长期资金的需求，能够促进科技与资本等要素的高水平循环。

时代周报：硅谷银行事件对中国的中小银行监管有哪些启示？

钟正生：硅谷银行爆雷与特朗普时期推动的银行监管改革有关，即专门针对中小银行放松了监管，包括放宽压力测试条件等。我们不存在类似的差异化监管，我国对于中小银行的监管“一视同仁”，近年整体监管更趋严格。

今年2月发布的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虽然提到了不同银行的“差异化监管”，但旨在减轻中小银行的合规成本，并不是降低资本要求。目前，中国银行业整体的流动性覆盖率、杠杆率等指标都远超监管要求，而且在资产配置上没有出现金融投资占比超过35%这一硅谷银行这次集中暴露的问题，信贷资产仍是银行资产配置的首选。